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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德国慕尼黑的天主教传教士有一种预感，也许要不了多少年，小小油纸包裹住的这些东西，就将成为见证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庄严、宏大史诗的物证。
南德人的内心深处带有一种随和洒脱的热情，比之北德的冷漠和严谨，这种性格特点让鲁道夫很快就升起了对于红军的好感。
他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提笔写信，给自己在德国的许多朋友——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几名朋友——写下了自己对于中国红军和中国社会党的一些看法——
“……十月的阳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但这一切均不及那些整齐的口令声和军号声留给我的印象深刻……红军不是一支外国报纸上报道的那种游侠式的武装，他们纪律很严格，严格到让我认为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……他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？我不太确信，但他们毫无疑问嫉恶如仇，并做了一些犹如罗伯斯庇尔一般的疯狂之事……人们对红军究竟该做出何等评价，或许这首先要看看您对罗伯斯庇尔以及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评价……
……我对红军抱有同情，并且我认为红军很有可能赢得中国这场内战的最后胜利……在那之后，古老的帝国或许将赢得新生，它对欧洲人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新态度？德国人应该关注这些问题，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坚信这远比巴尔干的土耳其人重要得多……
……朋友，这也是我最后的忠告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又一场马赫迪起义，而是和日本已发生过的事情更类似的情况……我对红军没有敌意，我也可以确保红军对外国人也没有敌意，他们很显然和义和团不一样，但这前提是欧洲人能够给予中国适当的尊严……”